1938年毛主席给抗大第四期学员作报告

延安工人学校旧址

　　□ 蒋爱丽

　　编前：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的诞辰。罗坦的女儿蒋爱丽撰文记述了父亲在延安接受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培养的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对工人干部培养工作的重视，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

　　1938年6月6日，我的父亲罗坦经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同志亲自审查批准到达延安。我的父亲刚刚到达延安一个月，即1938年7月就被光荣地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如此迅速地入党，在延安是少有的。

　　到延安后，我的父亲作为第一届学员先后在延安军政抗日大学、工人学校、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了整整三年。这在延安也是少有的。因为当时抗日战争战事紧急，我党急需人才，很多到延安的热血青年和红军将士仅仅学习几个月就被送到前线。可党组织为什么要安排我父亲学习了那么长时间？组织上要培养他做什么呢？

　　（一）

　　1938年6月至1939年3月，我的父亲罗坦被分配到延安军政抗日大学三大队七队学习，后转到抗大二队即职工大队学习，任班长、区队长。

　　1938年，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来延安的职工大量增加，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第四期第二大队改为职工大队，学员大部分是产业工人和职员，共有1200多人。8月开学那天，毛主席到校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延安集中了这么多产业工人来学习，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是全民抗日战争的需要。” 毛主席还说：“中国工人阶级在旧社会受的剥削、压迫最深，革命性也最强，是特别能战斗的阶级，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抗战开始以后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产业工人集中到延安，这是我们党从未有过的、了不起的大好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还要依靠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培养工人干部。” 毛主席的讲话让我父亲这位饱受旧社会剥削压迫的上海穷苦工人备受鼓舞。

　　毛主席还多次到职工大队同领导干部具体研究工人学员学习的状况，对教学、训练和管理工作存在的实际问题设法进行调整。后来毛主席说：“党中央考虑准备把职工大队的一部分年轻的同志留在抗大继续学习，把另外一部分学员调到中央警卫团去学习军事，职工大队其余的大部分学员离开抗大，单独成立一所工人学校，由张浩同志来兼任这所工人学校的校长。”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示下，工人有了自己的学校，延安有了培养工人干部的学校。

　　刘少奇同志到工人学校做报告时，特别把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部署阐述得更加清楚。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和培养工人运动骨干，在20年代白色恐怖的秘密环境里，在上海、广州、安源、沈阳等地创办过许多工人学校、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这些工人学校是工人集体活动的地方，对工人群众提高觉悟、加强团结、开展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成立工人学校是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在党中央身边办工人学校，公开地大批地培训工人骨干，这将对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

　　（二）

　　1939年3月至1939年9月我的父亲被转到延安工人学校学习，任一队队长。

　　延安工人学校成立于1939年3月，地址在延安东门外的桥儿沟。它是党中央为抗日战争培养中国工人阶级干部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后经历史变迁，1949年10月1日，该校与其他学校合并组建为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

　　延安工人学校由张浩同志兼校长，学员有800多人。毛主席亲自审定了工人学校的校风，这就是“团结、坚定、严肃、活泼”。工人学校出版《中国工人》月刊，毛主席又为月刊撰写了《发刊词》。毛主席指出：“《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学校的学员来自山西、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浙江等十几个省和当时的上海、北平、天津、哈尔滨、西安、太原、济南、郑州、武汉、南京、广州等十多个大城市，还有从美国、法国、越南、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回国参加革命的华侨工人。从职业上看，他们来自铁路、矿山、纺织、航海、航空、兵工、机械、印刷等数十种行业。此外，这些学员还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年轻，一般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只有14岁；二是文化程度较低，一般是小学、初中程度，还有少数文盲或半文盲；三是有相当的工作经历，80%以上的人都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或工人的政治、经济斗争，还有20%的学员做过一定的领导工作。

　　在工人学校，我父亲和学员们一起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学习了政治常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学习了中国职工运动历史、抗日战争中的工农联盟、群众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学习了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问题，还学习了一些文化课程。另外，工人学校请刘少奇同志连续做了三次《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报告，请周恩来同志为工人学校讲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请张浩同志教授《抗日持久战争中的工人运动》课程。此外，学校还请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教员来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等课程。

　　父亲这批工人学员热爱祖国坚决抗日，历尽艰辛来到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珍视及特殊培养，经过党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张浩、邓发等老一辈革命家精心培养教育，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

　　1939年秋，因为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党中央关于建设与巩固各抗日根据地的统一部署，延安工人学校结束办学一分为三。一部分去晋察冀根据地组成华北联大；一部分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一部分留延安中央党校职工班继续培训。

　　我的父亲1939年9月~1941年9月被选送到马列学院学习。

　　马列学院是学习研究马列基础理论的干部学院，校舍在延安城北的蓝家坪，与杨家岭隔延河相望。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正规学校，培养了一批具有马列基础知识的干部，并帮助许多经历过长征和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斗争的干部总结经验学习理论。

　　1939年6月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派教育科长邓力群等同志到工人学校挑选到马列学院学习理论的工人学员。当时对这批学员的要求是很高的，甚至苛刻，最后确定选送我的父亲罗坦和费立人、顾光旭，王初、沈亚、李雪夫、王学纯、蓝健等50多名学员到马列学院学习。马列学院为这批工人学员专门成立了一个第五支部，我父亲任第五支部委员。

　　马列学院是以培养党的专业高级理论干部的学院，工人出身的干部很少，因此抗战初期从各地到延安来的产业工人就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格外重视，给予特别条件加以培养，让他们学习更多的理论与文化知识。这是党中央根据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要依靠工人阶级、联系工人群众决定的。专门成立培养工人党员干部为主的理论学习班，这是一项特殊的任务，五支部的这批工人出身的干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党中央特殊培养的。

　　毛主席非常关心马列学院的工作，他的许多著作，如《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反对投降活动》等都在学院做过演讲报告。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大约讲了三个半天。刘少奇同志在学院讲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讲过《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彭真、董必武、李富春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都在学院做过重要报告。

　　有一次毛主席到马列学院作报告，他早到了一会儿，就到二班支部的办公室休息。他一坐下来就问学员的思想动态、学习生活情况。当他看到学员爱看报的时候，微笑着点点头，抓起桌上的毛笔挥毫写下四个有力的大字“看报有益”，并签上了他的名字；他听说有些学员从小读书少、文化程度不高，但现在特别喜欢看书，非常高兴，马上又挥笔写下“读书是好的”；毛主席还问起留校工作干部的感想和学院工作的情况，之后他第三次提笔写了一幅“工作是美好的”题辞。学员们把毛主席的三幅题词张贴在支部办公室，勉励全体同志不忘毛主席的亲切关怀。

　　马列学院的民主风气是比较好的，在学习中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对于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主要采取说服解释与共同讨论的方法来纠正。无论是理论课程的学习，还是党的文件的研究，或是各种辅导报告的消化，学员们都展开集体讨论。为了让学员能够进行比较和鉴别，学院的阅报室公开陈列了包括国民党顽固派报刊在内的各种观点的读物。这种民主讨论和正反比较的方法，使学员们掌握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较牢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更加加强了。

　　这里还有个小故事。1940年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当时的背景是1939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统区的报刊大量刊登攻击共产党的消息和文章。这时候延安青委组织几个学校开展辩论，有的扮演国民党攻击共产党，有的站在共产党立场上反驳国民党，辩论的地点就在中央党校的礼堂。马列学院的学员扮演的是国民党。因为马列学院阅览室定了不少从国统区来的报刊，学生可以随便看，所以马列学院这一方面准备的比较充分。结果辩论时站在共产党立场的一方准备不充分，反而不知道怎么反驳了。这个消息第二天就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对马列学院的同志风趣地说：“你们不是胜利了吗？我去驳一驳你们，看能不能驳倒。”这样，他就又来到马列学院讲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些有关问题。他的这篇著作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最重要的是全面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我的父亲和马列学院的学员们回忆道：“在马列学院的学习，是我们一生中学习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亲耳聆听和学习毛主席最新最精彩的理论著作演讲报告，在学院老师的辅导下比较好地通读了20本马列原著。我们不光知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弄明白了“为什么要革命”“怎么革命”和“革命必胜”的道理，这让我们一生受益不尽。”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时期，我的父亲面对重重艰难、遭遇极大冤屈和迫害，没有叛党、没有逃跑、没有自杀、没有出卖同志，坚持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动摇。

　　一般而言，延安院校与训练班的学生毕业一批送走一批，既可满足各地干部奇缺的需要，又可减轻当时延安的粮食负担。可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深谋远虑，认为必须储备一批干部以应形势大发展的需要。中央组织部不能满足马列学院五支部的同学大都要求“去前方”“去敌后”的愿望，只有少数同学被分配到斗争第一线，而多数同学作为党的储备干部被留在了陕甘宁。

　　1941年9月我父亲从马列学院毕业。组织上考虑到我父亲有难得的来自上海大都市的产业工人经历和技术，而当时我党我军正急需建设和发展军事工业，因此把他分配到延安中央军工局手榴弹厂任总务科科长，从此他这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过党的军工战线。

　　我的父亲罗坦有幸成为这千千万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工业老军工中的一员，特别是作为第一代军工人，在毛主席等第一代党和国家人高瞻远瞩的指引下，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从当年的土法造枪造炮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建我国包括兵器、航空、核武器、舰船的国防工业和管理，参与建造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专用测量船等新型第一代舰船的研制生产组织领导工作。

　　我的父亲没有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和殷切期望，他和他的战友们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工报国、甘于奉献，为国争光、勇攀高峰”的军工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