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船舶改革开放历史

　　人物简介

　　邱慧辉在船舶工业奋斗了五十多年，他的职业生涯可以说和新中国的船舶工业发展史高度重合。1959年，邱慧辉年满十八，离沪进京工作，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原第三机械工业部九局、原第六机械工业部、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都留下了他奋斗的身影。一直以来，邱慧辉都奋斗在规划建设工作一线，屡屡分管重大工程项目，船舶工业的几个大坞规划建设，比如葫芦岛、长兴岛等都留下他奋斗的足迹，功劳薄上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

　　虽然年纪大了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但是如果要谈谈我国船舶工业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和成就，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说我觉得值得一讲的主要有以下四件事：一是船舶工业的体制变化，二是船舶工业的能力发展，三是船舶工业与浦东开发，四是推动我国成为造船大国的能力建设。

　　在讲这四件事情以前，我觉得有一件事必讲不可。实际上，这一件事情跟后面我要讲的几个方面都有关系。那就是1969 年2月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次会议。

　　一次冬夜汇报

　　1969年2月1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召集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国防科工委、国防工办、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军管会和部的负责人开会，对国防工业和造船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六机部的与会代表是边疆和刘世雄，等排到我们部汇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总理听了汇报以后，大概不到两个小时，就定了几件事，这几件事和我后面要讲的都有关系。

　　在此次会议上，谈到造船工业时，周总理说：“给你们一个任务，今后交通部只管运输，不管修造。海军、交通部、水产部所需要的舰船和舰船的制造和修理，归六机部统筹规划，再不要分散搞，再不要搞重复的事情……六机部统筹规划，将来军民一体……”

　　当时周总理问，我们现在有多少艘万吨船？得知我们只有4艘时，周总理说，4艘哪够啊？我们那么大的国家，搞8艘，再增加4艘。当时中央便明确了，由国家计委落实相关政策。后来，交通部知道六机部要增加4艘万吨船建造指标后，也要求造万吨船，最后国家便增加了2艘指标，我国万吨船达到10艘。20世纪70年代伊始，建造一艘万吨船需要500万元，包括一个码头和一个坞位的建设。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家计委给六机部和交通部拨款4000万元，由六机部建造万吨船6艘、交通部建造2艘。通过这个时期的船厂建设，我国的船舶修造能力有了较大提升。尽管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面对重重困难，周总理还是下了如此大的决心花4000万又建了8艘万吨船，确实很不容易。现在想想，船舶工业真正的起步还是周总理在困难时期做出的这个决定。

　　1973年2月，周总理委托粟裕大将负责造船统筹工作。国务院于当年成立由粟裕领导的全国造船工业统筹规划办公室，程望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研究全国造船统筹方案。我当时也被调入造船统筹办公室工作，统筹交通部、水产部、六机部等各方。各方所关注的问题都有自己的侧重，全国统筹比较复杂。除船舶标准化业已“统”起来之外，其他涉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就显得步履维艰。尽管当时周总理已经看到了船舶工业体制存在问题，并且想办法去解决，但是这些问题当时并没有被彻底解决。

　　船舶工业体制之变

　　1950年10月1日，重工业部船舶工业局在上海成立，由程望任局长。船舶工业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第一次有了全国统一的领导机构。1952年，重工业部撤销，成立一机部、二机部，船舶工业局划归一机部领导，改名为船舶工业管理局，并于1954年由上海迁往北京。1958年，一机部与二机部合并，改称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隶属一机部，改名为第九工业管理局（简称“九局”）。1959年，我进北京到机关工作，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一机部九局了。再往下走，就是三机部九总局，归到军工口了。当时将包括九局在内的一机部所属国防工业管理机构及其所属的科研、生产、建设单位划分出来，单独组成主管国防工业的三机部，设航空、兵器、造船和电子工业局等专业总局。到1963年，第九工业总局从三机部分出，成立六机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精简行政机构，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方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对经济体制和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作了研究，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六机部可先行一步。当时就想各部委的改革能不能试点搞一个企业。1981年，薄一波受国务院委托，对船舶工业的体制改革作出了具体指导。我觉得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选择船舶工业作为试点很有道理。第一，船舶工业对外开放度很大；第二，国家指令性计划很少，主要是自己去找市场。这次试点打破了有关部门之间和中央与地方之间条块分割、部门封闭的管理体制，虽然阻力很大，但是不管怎样，1982年5月，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总算成立了。

　　船舶工业体制的改革打响了国家部委体制改革的第一炮，后来兵器等都改成总公司了。这一炮不容易，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也碰到很多问题，虽然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企业化，却是由行政体制向经济实体改革的一次新的重要探索。举个简单的例子，开始设计机构的职能设置按照公司的习惯称为某某组或者某某部，后来发现行不通。很简单一个事情，就是火车软卧坐不了。当时坐软卧要局级，部长、组长算是什么级别呢？因此，我们当时的工作证上面有一个备注：中央国家机关正局级，或者副局级，或者正处级等。

　　可见当时的改革还是不完善的。一直到1998年，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主持下，政府机构开始改革，逐步将各军工总公司改组为若干企业集团。1999年7月1日，国防科技工业举行十大集团公司成立大会，朱镕基总理亲自出席大会并讲话，正式宣告十大军工集团诞生。

　　但是当时面对将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一分为二的选择，机关里局长分组讨论时，90%以上的表示反对。绝大部分人的观点认为， 就好比打篮球，当时中国的篮球世界排名很惨，国家体委不可能这时候再把队员一分为二跟人家去打，这样就相当于自己把自己的实力分掉了。但是回过头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朱镕基总理的决定确实推动了船舶工业的发展，这才是硬道理。因为当时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占的份额很大，地方船舶工业没起来，在这么个情况下可能造成垄断。但是分成两个集团公司，就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推动我国船舶工业的发展。

　　船舶工业实力之变

　　改革开放前夕，六机部和后来的船舶总公司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军船订单下降，以往的军品订单占了我们整个订单的80%~90%，到改革开放前后，这个比例大幅下降为10%~20%；二是国家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大量采用租船和在国外贷款造船的办法，国内民船订单数量很少，船厂普遍面临着“等米下锅”、职工待岗的困境。造船厂主要的设施，船台、船坞、码头都无法有效利用起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口，打开国际市场，以解决国内船舶工业订单不足的问题，解决船厂没任务的问题，解决职工下岗的问题。

　　然而，就当时中国船舶工业的水平而言，要谈出口很不容易。国外船级社的规范、出口的标准、船东对国内造船水平的信任度、船厂的建造水平等，都是摆在面前的难题。最典型的是，如果要适应出口船的建造需求，船厂的改造就要上一个大台阶。船厂要大的改造，就会带来两个问题： 一是技术上的问题，我们的技术水平达不到；二是改造需要钱。

　　就技术而言，由于中国过去没有造过出口船，国外船东的要求到底怎么样，我国的设施能力建设应当怎么适应，都缺乏相关经验。在这个方面要感谢日本造船界，给了中国造船业很大的支持。日本造船界的高层领导过去参加过侵略中国的战争，很有负罪感，所以希望帮中国做一点事。当时日本造船界很多高层领导主动提出来要跟中国相应的船厂“结对子”，帮扶搞技术改造。比较典型的就是江南造船和三菱重工、大连造船和日立造船、广船国际和石川岛播磨重工、沪东中华和三井、天津新港和大阪造船等结成了“对子”。结成“学习对子”就是日方派遣专业人员到中国船企，指出不适应国外出口船要求之处，并提出改造方案。此外，日方无偿提供技术人员，帮助中国船企的人员培训，帮助中国船企慢慢适应建造出口船的需要。不可否认，中国船企在建造出口船方面，日本几大造船商社、株式会社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日本感觉到中国造船能力起来了，渐渐对中国有了“戒心”，但是当时，他们认为学生是超不过老师的。

　　就资金而言，造船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要发展就需要国家资金的支持。在这里要感谢当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他主持召开了技术改革会议，批准了五大船厂的技术改革专项，解决了船企生产建造配套跟不上的问题。但是，光有国家的支持还不够，船舶工业还要积极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引进外资，建立中外合资企业，调动国内多元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就这样，船舶行业逐渐健全了行业规范，打破了原有的经营管理理念，并建立起一套与世界接轨的设计建造标准。

　　船舶工业浦东之变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部署之一，是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战略思想的重要实践。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要求“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上海也是历史上的船舶工业重镇，船舶总公司的几大骨干船厂、研究院所及配套企业都在这里，积极融入浦东开放大局，助力浦东开放建设，我们义不容辞。概括起来讲，我们主要就是完成了“221”项目——建设了两栋楼、两座桥，完成了一个成片开发。

　　两栋楼分别是国际化写字楼中国船舶大厦和酒店式公寓瑞苑公寓。1999年，船舶总公司一分为二，其中，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就选在了上海，总部位于上海浦东大道1号的船舶大厦。船舶大厦地块是浦东较早批租的地块，总面积六七千平方米，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参加了批租仪式。在浦东大道1号的这栋楼，是我国船舶工业积极参与浦东建设的见证，吸引了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等多家外资银行入驻。楼宇由美国马丁建筑设计公司及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精心设计，打破了传统的“穿靴戴帽”习惯，第一没“大帽子”，第二没有群楼，直到今天来看也一点都不落伍，最近还获评了浦东最佳写字楼。第二栋楼是一座酒店式公寓瑞苑公寓，当时是比较时髦的，因为国内还没有这个概念。酒店式公寓不同于传统的酒店，有着比较强的私密性，能够给人带来一种家的感觉。瑞苑公寓是浦东地区的第一家酒店式公寓，我们做起来也没有相关方面的经验，便出去考察学习，请国外的管理公司，把这个概念落到了实处。

　　两座桥分别是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卢浦大桥。卢浦大桥是黄浦江上第一座全钢结构拱桥，也是当今世界上跨度第二大的钢拱桥，其建造科技含量高，精度要求严，施工难度大。规划建设时，上海市资金不足，便采取了“建设—经营—转让”（BOT）模式。这是上海市第一批使用社会资金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BOT项目，也是中船集团主动参与城市建设、开拓非船产业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

　　中船集团主动参与浦东城市建设成片开发的典型项目就是对上海造船厂陆家嘴旧址的开发利用。进入21世纪，根据上海市“进一步开发开放黄浦江两岸”的要求和中船集团的整体发展战略，具有百年历史的上海船厂踏上东进崇明的新征程。2005年，上海船厂整体搬离，其船台原址和上海船厂造机车间作为历史遗迹留存下来。之后，在世界建筑大师隈研吾主持下，该地逐渐被打造成一个充满历史感和工业感的时尚艺术空间“船厂1862”，并最终形成了一个2.6万平方米的时尚艺术商业中心，成为集购物、休闲、文艺、演艺发布、旅游于一体的上海城市文化艺术新地标。2021年12月，“船厂1862”还正式入选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国家工业遗产名单（第五批）》。

　　迈向造船强国新征程

　　2002年5月，朱镕基总理的一封批示里提出，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造船大国。实际上，今天的中国船舶工业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回忆这个过程，我认为有几件事是值得研究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鼓浪屿会议。2003年，全国船舶工业会议在福建厦门召开。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指定了包括我在内的6个人进鼓浪屿一天，在鼓浪屿宾馆研究制定了相关规划，包括建多少个船坞等都是这个时候定下来。规划制定以后，长兴岛、葫芦岛等都陆续发展。现在再看这个规划，其第一造船大国的目标已经实现了。

　　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建设造船强国。虽然我们现在的产能、订单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在管理水平、生产效率、员工素质等方面，与日韩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应付危机的能力还有待提升。比如，面临危机的时候，日本会关闭船台、船坞，从法规的角度保障造船工业能够健康发展。此外，还要发展船舶工业多种经营的能力，以求在船舶行业长期萧条周期发生的时候，能有足够的实力抵御风险，保持企业健康运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从造船大国到造船强国是时代给当代青年出的考卷，新时代给了青年人更多新平台、新机会，也对青年人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担当，希望他们能在造船强国的征程上脚踏实地、行稳致远。（薛娟 高红梅）